【真實故事】 以信服人
我服務公職四十多年，歷任駐美代表、經建會主委、外交部長、監察院長等，尤以外交領域為長。
二○一八上半年，我兩度前往美國、赴對岸五次。最後一趟是六月底在大陸參加第十屆兩岸人文對話，會中安排十位講者，演講全長四個小時，在沒有事先提供講稿的條件下，我必須當場做出半小時的總結。這段總結很成功，卻也令我元氣大傷。七月的一場演講勉強撐到最後，但已無力自行從沙發中站起來。當天急診、事後檢查，卻又都無礙。
頭部手術經歷神蹟
某日夜裡，我無聲無息從床上睡到床下，還好內人及時發現，將我緊急送醫。就醫後復原順利，卻在出院前一天陷入昏迷，腦壓飆高，恐怕成為植物人。兒子匆忙回國決定開刀，但即使動手術取出顱內血塊，成功機率也不到一半。
手術風險極大，第一次開刀取下頭骨，十七天後才又縫回。我在加護病房觀察兩天，第三天轉出，到第四天查房時，醫師看我兩手能動，雙腿也可抬高三十度。原本預計住院復健五周，但我恢復得快，兩個禮拜已經達到預定目標。主治醫師記錄整個過程，同年九月赴維也納參加世界腦外科大會時，他公開發表我的案例，說明患者早已出院，每天坐輪椅回醫院復健。全場上千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專業醫師，都說這是神蹟。
我相信神對我特別愛顧，也感謝家人禱告與牧者的守望。一場大病，除了肌耐力退化，記憶力及語言能力都無損傷，生活仍可完全自主。我相信神蹟是真實的。
信仰、家教、朋友的影響
早在十六歲就讀高一時，我便接觸了基督信仰。當時幾個好同學常在課後一起到廈門街浸信會，聽美國來的關牧師講解聖經。關牧師建立多處佈道所，邀我擔任翻譯，我為此努力研讀中英文聖經，對未來有很大的影響。
一九五二年，關牧師為我施洗。我們把教會當成自己的家，詩班、禱告會都去參加，累積了信仰的基礎，我的父母對此也沒有意見。
先母懷上我時，祖母去世，生我當天，外祖母去世。她因生產住院六個月，再加上我幼時調皮，所以三兄弟中對我管教最嚴。無論讀書或生活，只要超越了母親限定的範圍，輕則責打、罰站，重責罰跪或不准吃飯，罰寫大小字更是常有的事。母親對講話用詞特別要求，我後來能做外交，便是因為從小所受教導，發言總要經過慎思。
在友好的長輩中，胡適老先生對我特別愛護。我一到紐約，他就叫我到書房裡，讓我可以隨時取閱他的藏書。他勉勵我成為有用之人，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，特別要養成寫日記的習慣。我聽從指導，從讀書到後來進入公職，所保留的日記、文件足足裝滿一百多個紙箱，成為我撰寫回憶錄的寶庫。
結交朋友學問大
外交跟軍事是兩個極端，前者結交朋友、避免戰爭，後者充實國防、預備戰爭。我們從事外交，結交外國朋友愈多，處理事情愈是容易。但朋友怎麼交？這是一門深刻的學問，要讓對方心悅誠服，危險時願意站出來替你講話，這才是真正的朋友。
交朋友首先不能欺騙，更不要想著利用人家。上海人有句名言說：「朋友多一個好一個，冤家少一個好一個」，我一直銘記在心。其次，古人有云，益者三友，友直、友諒、友多聞，最後一項你要訓練自己。派駐美國六年期間，我學會美式足球與棒球，每天翻開報紙，從體育版了解球員、球隊，關注戰績排名，也從影劇版看見當前的流行。若是少了共通話題，別人講話，你就插不上嘴。
多為對方設想
一九八七年的某一天，我在位於華盛頓的辦公室裡，接到新任埃及駐美大使的來電，表達拜會意願。我很意外，問他是否打錯了，其實要找的是PRC？他說不是。但我顧慮他的座車掛著外交牌照，數字小，身分容易辨認，躲不過大陸方的眼睛，所以邀他到當地最好的餐廳，找到隱蔽的地方會面。
相談後才知道，原來當時突尼西亞的外長曾向埃及外長蓋里提起過我，前者在駐美大使任期中與我熟識，對我的外交遊說能力多有肯定。後來，當國內出現重返聯合國的聲音時，我想起這事，便輾轉與蓋里（時任聯合國秘書長）聯繫，希望安排會面。
蓋里立刻允諾。按照計畫，隔年二月他在日本，而我取道印尼轉機，轉機時間是半夜十二點，清晨六點抵達東京，這個時段不會遇到記者守候。怎知國內消息走露，我人還沒到，新聞已經見報，陸方代表赴外務省抗議的時間，甚至還在晚報印刷之前。
這次會面因提前曝光而破局，隔天電話連絡，蓋里提議與我搭乘同班機返美，從東京飛紐約，有十二個小時可以細談。但我顧慮機艙內數百名乘客，萬一消息傳出去，於我無損，對方卻不能沒有傷害。蓋里對此非常感動，在一九九三年之前，我們雖連一面都還沒見上，友誼已經堅固。
來自信仰的幫助與力量
台灣的國際地位特殊，推動外交誠屬不易，作為一個基督徒，無論受到委屈或羞辱，我都不曾放在心上。因為耶穌被釘十架時說：「父啊！赦免他們；因為他們所做的，他們不曉得。」（路加福音廿三章34節）這句話帶給我無比的勇氣，耶穌的榜樣，時刻存在我心中。
信仰使我得著幫助與力量，願我們都能多讀經、多祈禱，免於罪惡的綑綁。更因聖經的教導，讓家庭和睦，下一代得以健康成長。
（整理/楊可玉，選自Good TV真情部落格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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